3月21日，和煦灿烂的阳光打在嘉兴市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绿油油的麦田和一排排猪舍上，黄浦江上万头死猪“奇幻漂流”的故事仿佛离这里很遥远。然而，在三星村村民记忆深处，死猪漂流的背后，还曾经关联着另一个有关“罪恶”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做董国权，家住三星村北张家桥17号。董国权曾一手缔造了收购、加工、运输、销售死猪的产业链，在两年时间里，他屠宰加工死猪7.8万余头，售出千吨死猪肉，并从迅速发家暴富落得终生监禁的境地。 2012年11月8日，浙江省嘉兴市中级法院依法对17人制售死猪肉案作出一审宣决：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董国权、陈雪忠、姚建平无期徒刑。 据了解，这也是迄今为止浙江省同类犯罪案件中被判刑最重的案件。同案的其他14人分别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或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至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不等。大规模死病猪回收之路终被切断。 “嘉兴年年都有死猪，为何今年显得特别多？原因其实很简单，一个因素是过去几个月确实因为温差大死猪增多；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大规模回收死猪的地下产业链消失。”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50多岁的黄明（化名）向本报记者发出了感慨，死猪漂在黄浦江或许不是最坏的事，最坏的事是漂流在谁也看不见的餐桌上的猪肉、肉肠里。 回收“金矿” 董国权回收死猪的致富经，伴随着嘉兴养猪的发展而兴盛，在嘉兴市南湖区几乎无人不晓。 上世纪80年代初。南湖区新丰镇周林村“供港猪”的风靡，让嘉兴平原大地上织满了大大小小的养猪场。此外，对猪肉有大量需求的上海，却在那时出台了禁养和限养生猪政策，大量生猪养殖也朝着嘉兴转移。 此后，浙江嘉兴市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养猪区域。目前，嘉兴养猪户达到13万余户，每年饲养生猪超过700万头，出栏数达到450万头。其中，嘉兴每年有200万头生猪供应上海市场，占出栏量的一半左右。 本报记者采访调查发现，嘉兴养猪多以散户为主，整个新丰镇仅有5家注册企业，上万个养猪户都是散养，每家几十头上百头猪不等。 按照嘉兴南湖区新丰镇沈云明的说法，这里每年生猪养殖死亡率约3%。按照这一说法，嘉兴每年死猪超过十万头。 “政府无法为猪建立档案。”新丰镇多个养猪户向本报记者表示，到底死了多少猪，政府人员无法掌控。 眼看着数量庞大的死猪，精明的董国权搞起了“鬼点子”。2008年年底，董国权在村里开始回收死猪，并在自己家里偷偷屠宰。 此后，董国权把眼光投向了南湖区新丰镇等几个养猪大镇，而村里拥有车辆的陈雪忠也加入到董国权队伍，两个人合伙，将生意越做越大。 2009年11月，销售能力较强的姚建平也加入到董国权的团队，至此，屠宰、运输、销售的三人商业团队成型。当时，为了扩大死猪回收源头，他们已经在各镇里发展回收死猪的多个“线人”。“线人”张惠强回收死猪能力最强，每天能够收到死猪五六头，多的时候每天回收十多头。 推动“线人”张惠强回收死猪的是钱。他从农户那里回收死猪1元/斤，然后以1.2元/斤的价格卖给董国权的屠宰场。而董国权也在法庭上承认，收购单价每斤1元至3元不等，较为新鲜还未死去的猪，收购价格也高点。他们不知道猪的死因，只要便宜都收。 黑色产业链 1元/斤收购死猪，5元/斤销售。数倍的利润驱动下，董国权的运营团队迅速壮大至17人，并建立了一个庞大死猪肉运作产业链：收购、加工、运输、销售。 其中，死猪屠宰加工点发展至7个人，分别负责杀猪、褪毛、记账、送货。团队中负责屠宰杀猪者李文花，每屠宰一头收取2元，因为曾一个月杀猪4000头，月工资达8000元。 负责记账的夏同官对销售死猪的价格非常熟悉，病死猪肉大约八成去膘，留下瘦肉做成“红条”，质量稍好的猪去头脚、内脏做成“白条”。红条出售价格3元~5元/斤，白条出售价格约7元/斤。 李文花在法庭上说，死猪出售率并不高，一百斤左右的死猪，加工成能够出售的肉在30斤至50斤之间。因为董国权在当地有五六亩池塘，所以坏死的猪肉被拿来喂鱼。 这个产业链团队中，五个人负责“二次销售”。凌其玉为嘉兴当地多个工厂食堂提供猪肉，最开始的时候凌为这些工厂提供好猪肉，慢慢的塞进三成死猪肉，后来胆子大了全部提供死猪肉。少的时候，他一天卖掉200斤死猪肉，最多可以一天卖掉五六百斤死猪肉。而在菜场卖菜的车建林也参与到死猪肉分销中。他以4.7元/斤从董手中买到“红条”，10元/斤售出。另外还有人将死猪贩卖到山东和江苏。 2009年1月至2011年11月期间，董国权团队所在非法屠宰场共屠宰死猪7.7万余头，销售金额累计达865万余元。 而事实上，死猪回收加工销售产业链犯罪在浙江并非孤例，从浙江北部的无锡至南部温岭都有这样的案例。 浙江温岭版“董国权”陈光华，联合张兴兵等46名人员，组成庞大的网络，2010年至2012年4月在温岭市肉联厂展开死、病猪生意，当他们落入法网的时候，现场查出的病、死猪肉、腊肠或腊肉等达到6000多公斤。 江苏无锡版“董国权”丁伯全，联合无锡市某农贸市场肉制品摊位业主唐小平等16人，在无锡市江阴、惠山一带开展几乎同样的死猪生意。 死猪哪里去？ “以前确实有村民将死猪卖给了不法商贩，现在可以肯定讲没有了。”3月12日，南湖区新丰镇镇长沈云明向本报记者表示，以前死猪村民直接挖坑掩埋，现在所有的死猪都会回收到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池。 本报记者查阅凤桥镇官网发现，2012年至2013年，董国权所在的凤桥镇三星村开始密集发布《凤桥镇三星村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池工程招标公告》，而新丰镇竹叶村同样如此。 自2009年开始，嘉兴开始推广死猪无害化处理池，目前共有600多个无害化处理点。从2010年开始，新丰镇逐步建设成无害化处理池112个，每个投资6万元左右，每个池可容纳死猪40吨。 但这样容量的处理池无法满足暴增的死猪。由于无害化处理池主要通过厌氧发酵技术处理死猪，一头猪的完全化解周期需要一年。处理周期过长，已导致当地不少无害化处理池“猪满为患”。 新丰镇竹叶村拥有处理池7个，但是本报记者走访几处处理池发现，其中2个池子贴出了“病死猪处理池已满”，一处池子外面堆积了数十头发臭的死猪。竹叶村负责人向本报记者表示，该村还将建设新的处理池。 “我们向上级申请7000万元，建设庞大的死猪无害化处理中心。”沈云明表示，这样才能容纳不断增加的死猪。 黄明向本报记者感慨，2013年2月底3月初，新丰镇河道里死猪随处可见，“董国权等人被判无期徒刑，谁还敢收死猪，哪个农户敢卖？本来死猪就多，地下产业链的消失加之天气影响，死猪多起来一点也不奇怪。” 嘉兴市政府公开信息，2013年以来，嘉兴市因养殖条件、养殖技术、气候等因素死亡了7万头猪。浙江嘉兴市官方媒体3月5日披露，南湖区新丰镇最大养猪村竹叶村1月死猪1万头，2月死猪8000头，每天死猪300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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